这些年，政府的新农村建设给村子里投资了不少。家家户户门前基本上都通了水泥路，还装了路灯。村里建了新校舍，打了吃水井，平整了田地，为农户引种了好几种果树，一些家庭也修建了沼气池，村里还在政府的资助下修整了河道。大多数人家经济收入多了，建起了新楼房，有些生活困难的人家在建房时还会得到村委会给予的资助。

每次回到村子，我都要去邻里走走。村子里一千多口人，两百多户人家。有一部分人家的孩子读大学后定居到了城里，家里就留下了父母亲，子女在外买了房，父母亲就不打算在村子里建新房了。有一部分人家的子女在外打工，赚了钱给家里建了房，也补贴家用。有一部分人家，依靠农业收入（养鸡、养猪、养牛、果园、粮食作物等），农闲时节也外出打工帮补家用。有一部分人家，搞起了建筑工程承包、养蜂、木工、屠宰生意，生活也改善了很多。有一部分人家，父母痴呆，子女没文化的工作也不好找，收入也不多，有些子女聪明考上大学的，村干部也帮忙申请资助，不能让孩子穷的上不起学。

我到访过村里的养蜂户，他们这些年养蜂的收入不错，子女上大学，家里建房的开销都不愁。可是，他们觉得蜂蜜的销路不是太好，有时候还为销售发愁，丰收的年份，蜂蜜也卖不出好价钱。

据说去年一些做猕猴桃生意的人家，从果农那里收果的时候不到一元一斤，过了春节，由于汇源公司要为奥运会储存猕猴桃汁，在春节后以三元的价格收购，储藏猕猴桃的，赚了几十万、上百万的有不少人家。

今年十月，正是猕猴桃收获的季节。村里的一户人家过去常常贩运水果到外地，去年储藏猕猴桃也赚了些钱。今年，这户人家联系到加工猕猴桃果干的工厂，就在村子里为工厂加工猕猴桃片。他们先从果农哪里收购猕猴桃生果，然后组织村里的闲散劳力把猕猴桃洗净，切片，然后卖给加工厂。这户人家粗算，一天能赚几千元，帮忙切片的农户，每人一天也能赚二三十元。

我的邻居有一户人家，两个女儿已经出嫁了，有一子并娶了媳妇。老两口在家帮着照看孙子，并照看田里的庄稼。儿子在街上开了一家商铺。儿媳妇对老人不太孝顺，经常和老人吵架，也不给老人零花钱。村里加工猕猴桃片的时候，老两口早上四五点就起床到切猕猴桃片的场地，等着汽车拉猕猴桃回来，好多占一些生果，这样可以多切一些片，赚多一点加工费。可是，不巧的是，从车上拽水果袋的时候，由于年龄大了，六十左右的人了，不小心跌坐到水泥地上，当时就昏了过去。送去医院一检查，是粉碎性脊椎骨骨折。在医院医治需要三四千元，家人不舍得花太多的钱，买了些药就回家。人现在躺在床上，连侧身都困难，吃喝拉撒都在床上。

有一户人家，小儿子做事踏实，外出打工几年了，现在没有音信。在外打工这些年也没寄钱回家，据说赚了点钱还被人骗了。他父亲车祸头部受创伤，做了开颅手术，命是保住了，可是失去了劳动能力。大儿子在他父亲患病的时候回家照看，失去了在外打工的工作，在村子里闲暇无事，染上了赌博的恶习，把打工积攒的一点积蓄也花光了，这段时间与村里人去新疆拾棉花去了。他们家好吃懒做的老太婆在家要照看病人，还要下田干活。据说田里的庄稼播种后就不太管了，荒草满地。儿子走时留的一点钱也花光了，家里的柴米油盐都成了问题。我回家的时候，这户人家把家门口的小麦草垛卖了一百多元，好买点油盐。这户人家的确困难，可是，他们家有病的老汉，还今天骂东家，明天骂西家，他觉得左邻右舍都应该照管他，搞得村里人为他头痛，也不愿意招惹他了，离他远一点。

这些年，农村的确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农村也仍存在很多问题。

农村孩子在外打工后，赚了钱贴补家用，家里的日子自然也好过一点。可是，如果父母亲患病需要医治，花费动则好几万，甚至十多万，也会影响到子女的生活，甚至也让子女背上沉重的负担，还会连累到下一代的生活和教育开支。因此，农村的医疗统筹和保障问题，是需要重视的社会问题。如果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不承担亲属的医疗开支而摆脱经济负担，这也是需要重视的社会道德问题。两难困境吧。

过去，很多农村孩子，在外打工后，有了积蓄，本可以到城市买房居住，或者投资。可是，过去的政策歧视，没有城市户口是不能按揭买房的，可是等可以按揭买房的时候，房价已经涨了许多，积蓄缩水，想买也买不起，这是过去国家政策带给农村人的痛苦。

有一些农村的孩子，到了工厂打工，可是过去的工厂多是国有的，出现临时工和固定工的分别，待遇也自然不同。即使现在，在政府事业单位也存在临时工和固定工的分别，这已经不是历史问题了。

很多农村孩子在城里打工多年，对社会自然有贡献，可是，他们没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即使后来强制纳入了社会保障体系，也有一些人所在的企业并不依法缴纳社会保险。即使缴纳了，存在社会保险的跨区域转移问题。造成一部分保险给当地做了贡献，而离职后到外地打工，被迫取走的仅仅是一小部分个人账户中的金额。农村人口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保联动措施，应当是政府需要做的工作。

我们知道，只有发展农村经济，农村的生活才能改善。农村经济要发展，政府需要做什么工作呢？

我前面谈到的部分，有些是目前农村的变化，有些是农村中存在的问题，有些是历史问题，有些已经改善，也有些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我们知道，农村要发展，一方面是要因地制宜的发展农产品，搞农产品加工、物流和商贸。另一方面是发挥农村人口的技能，组织和引导农村人口服务于农业、工业、商业和服务业。还有就是通过社会保障措施，帮助那些缺乏技能和生产条件的农村人口，解决基本生活扶助和协助解决就业问题。

我们发现，许多农村的家庭已经有了部分经济积累，但是没有生活保障，有了积蓄放在银行，还想方设法的去赚钱，他们辛苦积蓄了不少，但也因通涨缩水了不少。也有一些家庭仍处在贫困中，缺乏经济来源。一些农户，栽种了水果，有时候可以卖个好价钱，有时候价钱太低或者天气原因没有收成，就把果树连根挖了，把果树当柴卖。以家庭为经济单位的生产方式，这时候就存在弊端。一方面是农业技术的应用需要人才，而不是家家户户都有这样的人才，或者是劳力，可以进行适时的技术应用和劳动投入。另一方面，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无法抵御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困难，没了收成自然影响到生活。再就是，家庭为单位的经济方式，被动的面对市场，无法解决市场销售问题，或者是争取较高的售价带来的收益。

现在的一些农村种田能手，也会承包一些外出打工人家不愿种植的土地。这几年粮食的价格涨了，种田还有点收获，加上政府减免了农业税，农户种田的积极性高了。可是，如果有能力外出打工的人，是不愿意在家里种田的，因为，种田的收入仍与他们外出打工的收入存在差距。

看来，农村也需要搞产业化，这个产业化不仅仅要搞以农业为原料的加工业、物流业；也需要搞以种植、养殖和粗加工为主的农场；甚至还可以围绕农业搞生态旅游；还可以通过培训农村人口掌握劳动技能，引导他们到农业、工业、商业和服务业服务。

提到农业产业化，我看有必要把以村为单位的行政组织搞成股份公司，这个股份公司不是一个村一个，可以是自愿结合的多个。这样减轻了农民的行政费用负担，也能够促使村民行使权利，参与集体经济的建设，选择有能力的人带领村民致富。

农村产业化，农民靠什么投资呢？我前面讲过，农村一部分人有了积蓄，但是缺乏保障。国家的社会配套政策是否可以解决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呢？这是个前提。另外，土地是否可以作为生产资料，以家庭为单位，以个人为权利人，政府作为土地产权的拥有者，而使用权可以继承、受让，并可以通过自愿有偿的方式实现流转。土地作为农业生产资料，可以办理产权证，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样，在金融政策的扶持下，农村资产可以通过金融机构获得抵押贷款，以解决产业化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有人也许会问，村村都搞产业化，这农产品多了，卖不出去怎么办？我看，到时候大家都可以像改革开放后一样，有了许多制衣工厂，自然生产很多款式新颖的衣服，大家都会有很多新衣服穿，生活条件自然改善，不再会像过去一样都是清一色的蓝衣服或者是灰衣服了，生活会五颜六色。到时候，吃新鲜水果，喝新鲜牛奶，吃有机蔬菜和粮食的受益者也不仅仅是城里人，会普及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

首先，农村发展了，农民的收入高了，消费也会提高。这个农村的市场很大，带动社会的经济总量不可小看。我相信，到时候，农村城镇化，很多大城市里有的商贸、物流和服务业也会出现在农村里，一些大城市应用的高新产品也会应用到农村，譬如太阳能、新型节能住宅、卫星电视、家居用品，家用电器。另一方面，城乡差距的逐步缩小，人们的生产观念和消费观念也会改变，过去农村人会考虑城市需要什么，该怎么赚城里人的钱。到时候，城市里的人口也要考虑农村需要什么，该怎么赚农村人的钱。农村经济发展了，城镇化步伐加快，农村的许多新兴产业也将兴起，譬如基础建设和房地产业，商贸和物流业，公共服务业。

我回家的时候，常常和父亲一起看电视。父亲说他喜欢看新闻，汶川地震的时候他一直在看，还和村里的村干部一起商量给灾区捐助的事情，后来他第一个捐了50元钱，村干部还在广播里点名表扬呢，号召村民捐款。父亲说钱虽然少，可是是一片心意。

父亲常说，父母亲患病的时候，村委会知道花了不少钱，也派村干部给了几十元钱表示慰问，村干部说知道你们家不缺钱，是村里的一点心意。

父亲说，胡锦涛和温家宝这两个人不简单，这些年农村免了农业税，学生上学也不用交学费，还给村村通了路，给农村投入了不少，这两个人亲民爱民，是好官，如果多干些年，农村还会有新变化。

我发觉，淳朴的农民也在改变，从孤陋寡闻到现在关心国家大事，还在得到国家扶助以后，想到有需要的时候尽力回报社会。我想，在未来中国的社会发展中，这种社会的协同作用，国家如何来引导并发扬？如何以此来改善发展不均衡的社会问题，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包括社会道德问题。

我在无锡喝咖啡的时候，认识的那个小伙子，过去是个小混混，现在知道年轻时候的无知，也该到谈婚论嫁的年龄，要考虑日后的生活，因而到咖啡厅帮着过去的大哥照看生意，也做做端茶倒水的事情。

突然看到无锡青年打了阎崇年老师，我甚是诧异！搜索网络关键词，发现有一派认为阎崇年老师就是该打，因为他的一些言论不当。而另一派认为，无论阎崇年老师的历史观和学术存在什么问题，打人就是不对的。

我想起在无锡咖啡屋遇到的那个小伙子，虽然他年轻的时候也是逞强好胜，可是，现在也弃恶从善了。而这个打人的无锡青年，我想他应是个关注历史的文化人，又怎么能够不用思想而用拳头呢？

如果把这个打人的无锡青年用土匪来形容，我觉得也是不恰当的，毕竟他也是一时的冲动。但是，如果我们把他看作是英雄，是否也有点太暴力。毕竟，这不是革命，不是一个阶级要推翻另一个阶级，毛主席对于革命的论述在这里应用，看来是不恰当的。

我们崇尚自由，学术的争论看来也需要用学术的方式来解决，这样是否更妥当一点。

母亲原先做过一次大手术，是在第四军医大学医治的，看过许多医生，去过几家大的医院，都没有找到病因，药吃的胃难受，针打的胳膊上都是针眼，去医院的时候都是抬着去的，脸色灰白。这已经是五年前的事情了。

母亲出了军大医院，渐渐地有了精神，人也胖了起来。可是，由于不舍得花钱雇人帮助家务，加上饮食上的节俭，最终又患上了不知名的疾病，人三天两头的没精神，头昏胃痛。去县城医院看了许多次，也慕名到一些乡村医生哪里抓了药，最终还是没有治好。

母亲很是虔诚，也很善良，常常到寺庙去烧烧香，拜拜佛。后来在庙会上结识了一伙据说自称有法术的人，请他们来到家里，左看看，右看看，摆起香案，把本来就不信神的父亲硬是拉来和母亲一起跪在香案前，还搞出了水中现龙的把戏，还要求父亲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以表示对神的虔诚。父亲见多识广，据说是实在没有办法才相信了神婆们的鬼话，把他们请到家里来，可是，看到他们那些鬼把戏，还耍起了花招骗人，就站起身来，从口袋里掏出几元钱，告诫这些神婆，看着你们也辛苦的为了赚点饭钱，赶快把这点钱拿去买点饭吃，不然就要报警。神婆从父亲的手中赶快抓去钱，灰溜溜的走了。然而，神婆留下的神符还是贴在屋门后和门外的屋檐下。

神符贴了很久，母亲的病病没有缓解，药吃了不少，人越来越消瘦，血压也低。不得已又打电话给我和弟弟，商量着去西安的医院医治。

在四医大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本来是神经官能性的疾病，胃肠并非有严重的疾患，需要注意生活调理，精神要轻松。当把检验结果给医生看的时候，母亲询问医生病情，医生风趣地说，不用怕，死不了，没有多大毛病，开点药回去吃吃就好，不用住院。

这西安第四军医大学的医术就是高，病人看医生，医生先根据病人诉说后做检查，然后再对症下药，一般病人在没有检查结果前是不开药的。不象农村的一些无证的大夫，药称为神药，开一大堆，钱花了不少，病就是治不好。难怪周边省份的人都慕名前来，晚上都有人占位排队挂号。

当我带母亲从医院回到家后，看着墙上和门后的神符就忌讳，干脆把它撕掉。

说来也巧，回到家正好在电视中看到三鹿奶粉查出三聚氰胺事件，看到家里的伊利、蒙牛和银桥牌袋装奶，心理真有点后怕。在农村，过去三鹿奶粉可是家乡畅销的品牌，农村人消费了不少。对于保质期这样的提示可以提醒家人注意以外，内在的质量问题真是无法提防，这会不会又带来什么疾患呢？对于农村人来说，病实在是看不起，即使能看起，也折腾不起。

回到深圳，赶上神七飞天，在发射和返回的阶段，真惦记不能有差错，这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脸面问题，可是实实在在的宇航人员的生命安危。当家人看电视的时候，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关心地询问宇航员的安全，问我如果火箭爆炸掉下来怎么办，妻子赶快要她不说掉下来这样的话，图个吉利。告诉女儿，我们国家科技发达，发射一定成功，宇航员会安全返回的。

神七发射是成功了，可是，这毒奶粉事件如同那个巫婆的神符一般把人搞得晕头转向，做人父母的都不知道该给婴幼儿吃什么了，这真恐怖，谁还能高兴起来呢？

有人说，神七发射成功的喜庆总能够冲淡毒奶粉事件给国人内心深处留下的阴影。可是，神七发射成功，对于新科技的应用是需要时间的，而新科技的服务领域也不能代替其他民生领域。关心民生疾苦，实事求是，科学规范的社会管理，是否能够防止类似毒奶粉事件的再次发生呢？

倏忽间，联想到巫婆的神符，虽然与神七有一字之差，但也有许多让人遐想的地方，真担心一些人给想歪了！

在新劳动法实施前，中国劳动者的权益维护体现最好的是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员工，其次是外资企业，做差的就是私营企业，许多私营企业劳动者的权益是往往被忽视了的，劳动条件、休息保障、薪酬福利保障无从谈起。我们很多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过去常常是员工一个月很难休息四天假期，譬如服装厂和鞋厂。

我了解到，许多接受外单的国内企业受到国际客户的查厂要求，经过艰难谈判，最终迫使国内企业维持每月四天的假期，在企业扣押员工身份证件，收取员工押金，不按时足额发放工资，雇用童工等问题上，国际客户都明确要求企业改正，否则是不会下单的，这是维护国际客户品牌声誉的需要。今天的劳动法，在这方面的保障，实际上是弥补了法律制度过去的不足，并没有给予劳动者什么特权，企业和员工其权利和义务是平等的。甚至，劳动法迫于企业老板的压力，在新劳动法实施后，合同到期不会支付员工工龄的补偿，这在香港及新加坡是不会有的吧，为什么没有人质疑呢？

但是，为什么张教授担忧新劳动法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呢？张教授列举了其儿子工作的努力状况，我相信，中国的许多如张教授儿子一样手脚健全的人，他们也是希望努力工作的，不然也会被企业炒鱿鱼，无法获得收益，从而影响到生活，毕竟中国的就业形势不是那么的乐观。现在的企业，又怎么能养那些不劳而获的人呢？没有多少企业老板是傻子，无非是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可以养一些政府官员的七大姑八大姨，并且在企业享有汽车、住房、费用报销等特权。

我曾注意到有这样的公司，公司规定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可是，老板基本上是每天下午四点以后才上班的，往往工作到深夜十二点以后。这样一来，公司的高管基本都要等着老板约见汇报工作，这样算来，高管们晚上十一点左右到家是经常的事情，而劳动合同约定工资包括了不定时的加班工资，实际上是不计算加班工资的，这又怎么能说中国的员工都不自觉和努力呢？

在企业做工作，管理人员和普通工人是有区别的，管理人员是工作计划的制定者、实施者和监督者，而普通工人在各自的岗位完成工作目标，这个目标需要管理者清晰的指令，也需要一系列技术规范，包括团队合作。因此，把工作主动性无限放大，似乎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加班加点做更多的事情，也不太现实，除非他的工作具备能够主动独立完成的条件。

中国很多的管理人员已经和香港、新加坡的管理人员一样具备工作责任心，也具备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过去，我们看到许多国外来的管理者带着笔记本电脑随时处理文件，现在的中国管理者也一样，在资讯科技发达，电脑普及的时代，他们也随时可以考虑和准备自己的工作，有很多人把工作上的方案在从公司回家的路上就思考，在家的时候就起草出方案来了，再到公司已经能够取得老板的赏识。这说明什么，说明在中国，没有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员工，是不会得到老板的赏识的，从而也会失去工作的机会。

我相信，张教授的文章所提到的担忧无非是劳动效率。中国现在的企业，许多已经在引进国际化的管理经验，不惜成本的进行员工的技能培训，做TQM、6西格玛、做5S、还做ISO和企业信息化管理系统，香港的生产力促进局也在中国成立了办事机构，带来了香港的先进管理经验于中国内地的企业，上述的工作都在提升中国企业的效率，而且已经存在了很多年，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制造能够取代日本制造的原因吧。

过去，我们注意到中国珠三角地区的劳工荒，究其原因，是因为企业劳动条件和管理方式是否能够留住劳工，如果没有劳动法的保护，不能在一个统一的法度标准下来维护劳动力市场的公平，一些企业践踏劳动者的权益，他们自然会尝到失去有技能的员工所带来增加培训、产生不良、效率恢复过程所产生成本的苦果。我们也看到许多企业对待员工已经可以用奴役来形容了，这是新劳动法重视的事实。

实际上，每周八小时的工作制，一方面保障了劳动者的休息，另一方面也要求企业科学管理，应当为超时安排劳动者工作支付报酬，这个报酬的支付是一个统一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下，高与低是对企业自身的过去和现在而言，对于同一个行业来说是平等的，这就要求企业采取合理的竞争措施。

岂不知在中国，一线的劳动者往往基本工资维持在用人单位所在地政府要求的最低工资水平附近，稍微好的企业才会高一点，可是，这与劳动者维持自身及家人的必要收益相差甚远，甚至工资的增幅往往是多年不变，或者是赶不上物价的涨幅。

可是，中国的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就不是这样，国家的政策落实最好的就是这些单位。

如果说张教授担心劳动效率对经济效益及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应当检讨这些政府部门如何改进工作来适应经济发展对政府职能的要求。这样，张教授的担心就不足为怪了。

关注新劳动法，不仅仅要关心对经济的影响，也要关心对处于弱势群体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影响。

我相信，在新劳动法下，劳动者合理报酬的获取，是拉动内需和刺激经济发展的必要措施。如果张教授有机会到中国内地农村看看，看看这些年的变化，这个变化许多是外来打工者的收益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带动。中国需要迫使企业进行技术和管理革新，从而提升效率和效益，不能再依靠剥夺普通劳动者的权益来维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社会不可缺少的，或者是把所有企业都作为解决劳动者生存的唯一渠道，政府对社会分配的调节作用，在未来的中国，对那些无法找到工作的劳动者，是可以得到基本的社会保障来维持生计，而他们要获得自己理想的生活条件，仍需要不断地努力学习和工作。

为此，所有的担忧只能寄托在政府社会制度的完善和政府职能的与时俱进。相信新劳动法的实施对那些本来已经严格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的企业来说，并未带来影响，反而解决了许多大型企业支付劳动者离职补偿的担忧！而新劳动法完全可以对此参照国际惯例予以约定的，这也是为解决企业困难迫使劳动者作出的牺牲，谁又会为他们争取这个权益呢。

关注中国经济，关注劳动者权益，更多的关注将带来社会的进步。

我仔细地研读了新劳动合同法后，发觉这部新法对劳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有了明确的约定，新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也使落实更具有操作性。但是，新劳动合同法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对于2008年以前服务企业的劳动者来说，他们无法在合同到期后获得每年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有律师认为，新劳动合同法约定了合同到期的经济补偿办法，而旧的劳动合同法并没有明确约定，这是法律的进步。但是，法律违背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和法理的公正。譬如：截至2007年底，同样服务企业九年的人员，甲和乙都与企业在2008年1月1日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到期日为2008年12月31日。如果甲在2008年11月被企业辞退，甲可以获得至少十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而乙在合同到期最多获得两个月的经济补偿。

我们知道，法的制定过程存在利益的博弈，而这个博弈过程，普通劳动者是被排除在外的。当法律公布实施后，法有其严肃性。对于那些长期服务于企业的劳动者来说，在这个进步的背后，他们也自然付出了代价，那就是，企业依法剥夺掉工人们本应获得的工龄补偿。

企业员工的工龄是否在合同到期后获得补偿，我不能详细研究，请有关专家和有良知的学者把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和我们国家国有企业的做法都拿出来比较一下。看看我们是先进呢，还是落后，看看我们的工人是获得了保障呢，还是剥夺了权益。

如果把法律条文作为文字游戏，是悲哀的事情；法律文明应当是代表社会公正。

很多时候，看到政府的质监部门往往是在舆论报道某一事件后，才予以跟进，进行质量监督并采取措施的做法，感觉很是心酸。一些时候，当香港和境外的媒体对某一食品的安全进行披露时，政府部门遮遮掩掩，似乎这样可以保护地方经济不受损失，可是严重忽视了民众的食品安全，忽视了产品的声誉，忽视了产品质量带来严重的市场销售危机。

我们从街头的调查可以看到，毒奶粉事件已经使民众对国产奶粉的信心降到了低谷，谁还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购买有毒的食品呢？这种信用的缺失，葬送的不仅仅是消费者的健康，也使长期以来保持快速发展的企业面临生存和发展危机。企业管理者和政府监督部门严重不负责任的做法，应当负什么样的责任呢？

我们看到，一些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已经为此事件引咎辞职了，一些企业的管理者也面临法律的公正制裁。这是保持社会秩序稳定，维护法律尊严的必要做法。我们的政府部门在严重灾难的事实面前，无法再继续遮遮掩掩了，必须给民众一个交代了！这也是维护和建立国家社会信誉的必要措施。

我们知道，许多有社会责任的媒体记者的生存艰辛，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进行社会调查，发掘事实真相，揭示社会问题。可是，一些政府部门的官员们以公权力藐视法律，践踏记者的采访权，扼杀新闻自由。今天，当我们感激那个敢于揭示有毒奶粉肇事真相的记者的时候，我们是否也能够不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而是用一个有民众监督和政府快速反应的社会管理体系来服务民众。

当我们在深思毒奶粉事件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记者朋友的勇敢精神，我们的社会在惩罚事件责任人的时候，是否能够给与他们必要的表彰奖励，以鼓励更多的媒体记者担当社会责任。同时，我们的政府也应当采取措施，保障记者的合法权益，协助媒体履行社会义务。

这个秋季，天高气爽。也许是心情不错，我觉得天是蓝的，水是清的，田野里的庄稼也是绿油油的。其实，在我回家的时候，心一直揪着，因为母亲患病多日，虽然我在深圳给邮寄了螺旋藻、维生素等保健品，和一些治疗胃溃疡的药，但是，母亲时常感到不太舒服的身体，的确需要去医院好好的检查一下找出病因，对症下药。人常说，久病成医。得知母亲生病，我就打电话了解病情，然后再网络上查找病因和治疗的药品，然后去咨询医生买一些药邮寄回去。据说吃药后有所好转，可是到了医院以后，医生检查身体发现血压低，就让在家先修养一下，等血压正常后再做胃镜检查。我回到家里，看到母亲仍是病泱泱的，有气无力的样子，人也消瘦了许多，真有点心碎。好了，总算能照料母亲了，每天指导她饮食和吃药，也许是我回家的缘故，人有了依托，也就渐渐地有了精神。再去医院检查血压，血压已经正常，再去做心电图和胃镜，胃未见异常，医生诊断为浅表性胃炎，现在已经渐渐痊愈。在回家之前，也检查过肺功能，未发现异常。这下，总算一颗石头落了地。

按说，现在的农村，村村铺设了道路，还在家门口装上了路灯，国家给投资打了水井，平整了土地，种植了果树，帮助贫困的家庭建设了住房。如果有农家的孩子在外打工能够给家里寄钱，家里的房子也盖了，生活也比较舒适。可是，老年人有老年人的寂寞，老年人有老年人的节俭，老年人有老年人的勤劳，老年人还有对生老病死的恐惧。对于独守的老人来说，现在，也许是缺少儿孙围绕的欢乐，这些成了唯一欠缺。

这些年，村子的变化很大，大多数家庭都建了楼房，家家户户都想方设法搞经济，有些事种植果树和庄稼，农闲的时候再去打打工赚些钱贴补家用，也有多余了劳力就出远门打工去了。现在的农村，建筑小工的日工资也要40元，技工的工资在50元到70元，因此，比去外地打工还要好。农村的经济活跃了，盖房的人也多，修水利，修道路，用了很多劳力，也带来很多就业和赚钱的机会。

我发觉，现在的农村的生活有一份安逸，也有一份闲适，这应得意于这些年政府的新农村建设政策，为农村的基础设施投入了很多，改善了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政府通过加强劳动法的执行力度，保护打工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打工一簇的收入，这对带动农村的经济发展，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具有很大的作用。

我发觉，现在的家家户户大多数都有了摩托车，有些家庭还买了小汽车，一些善于经营的人家还买了建筑机械承包工程，这也为农村带来了许多经济收入。许多人家也用上了煤气灶，电磁炉，沼气。建房子的时候也考虑到修个洗澡间。农村的生活环境不断的改善，这对于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看来总有一天会体现出来。

过去，倡导城市化，最终导致城市污染、拥挤、资源稀缺。看来，发展区域经济，以城市带动乡村发展，不但能够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打工，也有利于农村劳动者照顾家庭，这样的经济模式将带来新的变化。也就是，农村人口是否一定要集聚城市呢？看来，城市的高生活成本将拟制这一趋势，加上农村的生活环境的变化，城市也逐渐褪去吸引力。这城市的房价必然还会形成一个调适的过程，从而减轻城市人口的城市生活压力。当然，政府必须重视为流动人口提供廉租住房，这样也会降低社会综合成本，从而使物价回归正常。

我相信，中国农村还会不断的向前发展，随着国家重视投入教育、医疗，和社区服务功能的建立，中国农村不会再成为土的掉渣的代名词，会有一个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

当现在的中国女排，被昔日著名的中国女排队员和教练郎平执导的美国排球队打败的时候，我们一些人还不愿意承认，现在的中国排球队员技术实力相比美国队要差，反而审视爱国主义精神，似乎郎平就是一个叛国者。岂不知，来我们国家任教的击剑队法国籍教练，他在服务中国奥运击剑队的时候，他也没有用竞技成败来衡量什么是爱国，而是投入到自己的击剑执教事业。他说，如论自己带领那个队员，都希望他们夺冠。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体育精神。而今，看到中国女排在巴西队的铁拳下，连续几个发球都无法接住的时候，不仅仅是惋惜，还真是有点唉叹！

虽然，女排的神话没有续写，这也不见得是件坏事情。对于竞技比赛来说，输赢本是正常事，重在参与，重在提高。可是，当接二连三的败局将一个被神化的中国女排昭示给众人的时候，我们该是清醒的时候了。用一颗平常心来看待所有的比赛，把输赢放在一边，看看队员们的拼劲是否感人，这总能受到鼓舞；看看队员们的那些技法还需要提高，这也可以找到失败的原因。

中国女排的神话自然有其传奇色彩，而过去的中国女排，他们是用拼劲，用一个适当的团队组合，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她们顽强地赢得了许多比赛，从而续写了这个传奇。因此，也自然被我们这些从小就培养了政治思维的中国人，联想到国家强盛、民族精神之类的符号。现在看来，女排暂时的失利，和中国足球的一贯失利一样，自然有许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但也不能说中国国家整体实力就是退步了。

中国在发展，一些曾诋毁中国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参加奥运会，看到中国的新变化，他们也为中国发展的奇迹而惊叹。中国许多新事物的出现，已经令世界瞩目。我们是否仍需要将体育运动政治化？看来是需要思考的。

体育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体育比赛的成绩，虽然能够说明一个国家的队员在某个项目上的出色表现，或者是创造了人类体育运动的极限。但是，这生活中时时刻刻总是存在变数的，我们相信竞技队员有先天的身体条件，也有后天的培养，但也有综合的竞技环境和心理因素。从这一点来看，去掉体育运动的神话色彩，还原体育生活的本质，应当是有意义的。而中国女排的失败，毕竟是给她们身上的某种神化褪了色，这也堪称是伟大之举。

当我们在重视一个团队的比赛成绩而感到失望的时候，我们回过神来，发觉这全民健身的体育运动在中国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现在，已经没有人说中国是东亚病夫了，虽然中国女排在比赛场上失利，可是，她们也有生龙活虎的表现，之不过技不如人罢了，我们还是能够聊以自慰的!

我相信，许多人和我一样有种种思考。当众多人在看到金牌数目上升的时候，对举国力量办竞技体育给予了肯定。但是，也有一些人在主流意识之外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体育，何时走下神坛！

我相信，即使没有像运动员一样去参加奥运会的竞技比赛，即使没有获得奥运会的观赏门票，即使是没有时间和金钱去享受对一些人来说仍属于奢侈的奥运旅游，面对电视直播镜头，面对北京城市面貌崭新变化，面对自己家门口的精彩国际比赛，一颗颗炙热的中国心都在为中国队员加油，也为参赛的外国队员鼓掌叫好。

我们注意到“新北京，新奥运”的口号，如果说奥运承办设施等条件的一系列国际标准对于城市环境改善，公共事务管理，社会文明风尚具有推动和改善作用，那么这种城市环境的变化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不仅仅是巨大的经济投入带来的成果，也包括外来文化的输出，我们自觉和不自觉的在接受中。

当我们在不断地惊叹物价增幅与个人收入增幅差距拉大而影响到众多人生活质素的时候，我们也认为奥运会的巨额投资是值得的，不仅是因为美国布什和众多的外国元首带给我们什么面子，而是中国人能够通过一个良好的国际社交舞台向世界展示中国和中国人，展示中国社会的文明史，展示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与发展。这对于改善国际关系，改善中国制造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也具有无法估价的广告效用。

当我们在观看中美两国女子排球队的比赛时，是否有一种复杂的情愫。一个曾是中国著名的排球队员和教练员执教的美国队，一个是中国的国家队。我相信大多数人认为中国队一定要战胜美国队，我们要为中国队加油。可是，当我们转换一下想法，看到美国队员的精彩表现时，我们也为她们加油鼓掌，这也不是什么不对的行为。我们将奥运比赛看作一个竞技运动的欣赏活动，这比当作展示强国期望要好。

昔日的中国女排曾经是一个标志，今天，我们无法忽视由于运动员的个人技能、团队组合、技术、时空环境等因素，因此，是否能够在比赛中取胜都存在变数，我们姑且把这种比赛作为娱乐的方式，用这样的观念去欣赏可能会很实际。而我们国家提倡的全民体育运动正好对竞技体育的缺陷是一种弥补，我们也就不用有太多的担心了！

当中国女排还未和美国女排开赛前，有个体育界的名人对郎平执导美国队提出了他的看法，从而引起了众多国人的关注，昔日被宣传为爱国代表的女排队员和教练郎平，作为美国女排教头现在如何体现爱国主义精神？现实让中国人思考，可是不见得每个人都能想得通。

观看郎平执导美国女排与中国女排的比赛，看到郎平用流利的英语向队员讲解技术战法，为她能够融入美国社会而称赞。当我们抛开输赢来观赏两个具有高超球技的队伍进行的精彩表演，这个过程一定比结果对我们来说更重要。

当我们把北京举办奥运作为展示中国社会文明窗口的时候，郎平就如同奥运比赛文艺演出中所体现的“古丝路”和东西文化交融”，她用体育技术在为美国体育服务的时候，用没有环境污染并损害国家和民众利益的技术赚些美元，享受一下发展中国家人无法享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文明，不也是件好事情。

黄道，字吉日号玄机使者。世界易经联合总会理事长，国内最大的伏羲青铜圣像开光之人，“国际风水大师终生成就”金奖获得者。

他指导了奥运主场馆“国家体育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址”等建筑及奥运会30多个场馆的风水；并为天安门广场四周建筑物太和殿、国家大剧院、正阳门、公安部新办公大楼、中国公路零公里标志、正阳门一楼铜锣盘等作易学文化顾问。

预测南联盟与北约战争，提前45天将结果发表在香港《信报》，一天不差，准确应验，引起轰动，事迹被拍入28集电视连续剧《灯火阑珊》及写成《大预测家黄道》等专著。

黄道大师在讲座中讲了什么是易、何为三易、易的三原则、易的结构、无极与太极、阴阳、河洛、河图、洛书、易学三圣、易圣伏羲、伏羲圣象、伏羲八卦图、文王八卦图、易学的三个原则（理、象、数）、万物有数、事业成就的象与数、天地人之数、易经的用途、易在身边。

讲座最后，自然是学员们关心起起名、家居风水、手机电话号码的吉凶等，在互动交流时间，黄道大师对学员的问题给予讲解。

聆听讲座，能够对中国传统文化周易有初步的了解，发现中国古人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及联系的研究，形成的周易这门学问。从今天的科学成果来看，周易体现了中国古人的聪明智慧。  

如果有兴趣，了解周易，了解传统文化，也是件有意义的事情。

当我们看到深圳房价下跌幅度有些甚至达到50%的时候，发现仍有许多愁眉苦脸的深圳人在为住房发愁。当我们看到房价像过山车一样的飞速飙升，又看到房价如自由落体般骤然下跌，到现在，许多买家仍觉得贵！这不，提倡三年不买房、组织万人购房团的深圳市民邹涛，请来了美国砍价大师，要在地产商寝食难安的时候，给人家胸膛要插一把“尖刀”。

深圳房价贵吗？这世道什么都在涨，偏偏老百姓的实际购买力不涨，如果与蔬菜、猪肉的价格涨幅相比，房价岂能有不涨之理。当我们回顾房价和地价比翼齐飞的时期，来给高价拿地的开发商算笔账，那些仍预期房价仍会上涨的开发商，这地价和建筑成本加起来，即使按照成本价卖，我看深圳也有大多数人嫌贵。这贵不仅仅与深圳05年的房价相比，也与深圳普通民众的工资涨幅及实际收入相比，看看深圳的人口结构，外来人口和户籍居民的比例，外来工的收入水平，普通市民的收入水平，2007年的深圳平均工资月均不到3000元，比2006年还低。这眼下已经有许多企业的日子不好过，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失去工作。

事实上，这房价涨过了头，就要纠偏。眼下，看到谢霆锋买了新房，深圳的炒家也不再拿他这个香港人做文章。这深港一体化的提法很久了，过去大张旗鼓的高呼深圳要服务香港，眼下这房价已经跌得够多得了，偏偏香港人不买账。我们知道香港人在深圳置业的很多，可是，如果你从深圳到过香港，你会发现过关的时间有多长。当然，如果你有香港私家车的话会花费短一点的时间。可是，如果你在香港有私家车，你会住在深圳然后到香港打工吗？虽然现在有很多服务于香港公司的香港人在内地工作，也在内地置业，我们欢迎他们置业安家，可是也应当依法缴纳个税，不知道政府是否疏于监管了呢？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

我从地产开发商处了解到，那些购买深圳物业包二奶的香港人，很多把二奶遗弃了不说，连提供给二奶的房子供楼款也不付了，水电物业费用更不用说，整得地产商跟着打官司。在楼价飙升的时候，这样的事情是地产商巴不得的，有钱可赚。可是，眼下的房产价值缩水，这愁眉苦脸的不仅仅是那些牺牲青春年华服务香港同胞的女子。

按说深圳的房价已经跌了这么多，深港一体化的前景有那么美好，香港人理应来抄底，精明的香港人自有他们的投资道理。看来，深圳要服务香港，也不一定就能把楼市给挺住。

当我们探讨了深港一体化对楼市的影响，只能是把房价的泡沫用梦幻吹起来，然后再用现实挤破。

当香港人与内地民众，乃至全球民众一样忍受高油价带来的通胀压力的时候，这二奶的开支也会省着点，更何况香港仍有大多数如谢庭锋一样爱家敬业的大丈夫，又怎么会挤占深圳的小型公寓养二奶呢？

近期，媒体报道人大财经委建议提高个税起征点到5000元。这一提议必然引起人们的关注。我相信，通过税收政策的调整来减轻普通民众的经济负担，对于在通胀时期改善民众生活有积极的意义。但是，我们是否考虑到税收所起到的社会分配调节器的作用，对于国家来说，政府如果用一刀切的方式来制定税收政策，是否有失公允。

一个浅显的道理是，对于低收入人群，很多人的收入并不可能达到每月5000元的起征点，就拿经济发达地区的深圳来说，平均工资也就每月3000元左右，并且对大多数人群来说是不稳定的。何况，当一个年度存在失业期间的话，按月纳税即使提高了起征点，对于个人税负来说也是偏重的。因此，有人认为，为什么不在信息技术应用普及的今天，建立民众的收入信息库，将个人及家庭的收入状况采取申报和监察相结合的办法，采取纳税和退税并举的措施。这样，一方面可以保障国家税收，对高收入人群通过税收的手段进行社会再分配，政府有了财政来源，也就可以完善社会保障措施来补贴低收入人群，譬如：房租补贴、教育资助、生活补助等。

我相信，无论是高收入人群，还是低收入人群，纳税的积极性与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产品的服务质量有很大的关联性，如果政府仅仅是依法纳税，而不能把税收通过财政有效的应用于民众的生活改善和救济，民众自然产生消极的心态。我们也不难思量为什么美国的富翁将大部分财富捐助社会，而中国的富翁都愿意留给子孙，这不仅仅是道德问题，多少也反映了社会保障措施的不足。

因此，我认为当前个税起征点的调整如果说是救急的举措，建立个人和家庭收入监控体系并实施纳税申报和退税、减免税机制是真正体现政府社会服务功能的完善，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效性。

对于利息税来说，取消利息税对于普通民众的确是减轻了负担，可是，相对高说入人群来说，的确是微不足道。对于高收入人群来说，单纯取消利息税并未起到税收的调节作用。将个人的利息收入与个人其他收入合并申报并计征个税，将企业的利息收入计入企业的利润计征企业所得税，这样来看应当是公平的。

国家的收税政策对于民众来说，不纳税不见得是好事情，而纳税不能体现社会再分配和社会保障的功能，这就是民众最悲哀之处。对于纳税人来说，我相信民众的公民责任感是有的，也是希望在生活中尽公民义务，我们从地震捐款就能感受到民众对社会义务的成熟度。唯独代表国家的政府，急切需要科学制定国家政策，将国家责任和民众义务有效平衡。

对于房价增长过快的地区来说，眼下的地产市场就如同一个热锅，开发商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房价涨了地价涨，地价涨了房价涨，从而水涨船高。房价的过快增长，在获利动机的驱使下，如同炒股一样，大量的资金入市，将房价在短时间内推向了高点。虽然在房价的增长过程中也迫使急于购房居住的老百姓产生恐慌性购买，但也使大多数老百姓望楼兴叹。目前的房地产价格毋庸置疑已经是严重偏离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虽然在一些地区跌幅已经相当大，有一些以居住为目的的老百姓的房产出现了大幅贬值，有一些依赖银行按揭而囤积大量房源的投机客出现资金缩水而割肉抛售，但是，目前的房价为何仍与普通老百姓的购买能力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应当说是在政府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作用下，规范市场行为，建立符合持续稳健发展的新秩序，使市场风险得到了遏制。

房地产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来依托，在市场出现成交低迷，价格下跌的过程中，银行对地产业的信贷紧缩是控制风险的必要方式。那么现在对开发商来说，不能通过销售回笼所需的开发资金，不能通过信贷取得所需的周转资金，对于在前期过度扩张囤地的企业来说，难免出现牺牲首付地价款而放弃土地获取的行为，这也是开发商不得已而为之的自我保护的必要措施。实际上，即使与银行关系保持良好的开发商，银行在新的信贷发放过程中，对于这一风险也是格外小心的，因此，对于地产的评估无疑成为额度发放的前提，而这一额度随着地产价格的缩水也有缩减的可能。

我们看地产市场的发展不能脱离对宏观经济前景的预期。当经济增速过快的过程中，严重的通胀使老百姓荷包的钞票转移到了开发商、银行和政府的腰包中。在经济萧条出现的时候，对市场把握不当的地产开发商，难免会受到冲击，开发商财富的缩水是否意味着社会财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哲理。

我们不能忽视在中国这个特殊市场体系中，地产开发商与政府、媒体从业人员、地产行业研究机构之间的微妙关系。我们也看到地产行业对相关行业发展的影响作用。我们无法回避一些地方政府仍存有把土地出让收益作为财政主要来源的寄托。

什么时候地产行业的寒冬会过去？很难有明确的答案。任何预测，都存在不确定性，即使是投资决策，也将需面对风险并采取控制措施。如果仅仅凭借经济学家的预言和行业策划者的言辞，而不做研究和分析都是危险的，从牛刀和北大教授的对赌中就已经窥见一斑。

中国的幸运是有许多可借鉴的市场轨迹，譬如：日本、香港。

我注意到一位研究日本经济的社科院的陕西籍学者的观点，认为刺破地产泡沫对经济的影响作用是巨大的，政府是否能够采纳这一观点不得而知。那么，如何使地产的价格维持在一个合理的价位，使成交回暖，并使价格有理性的涨幅呢？脱离市场接受度的任何方式，是否都存在偏颇。

我们不能忽视政府无形之手的作用，社会要和谐，不仅仅需要解决社会分配的问题，也需要解决民生安居乐业的问题。当政府加大力度进行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时候，这一举措的认真贯彻实施对地产市场产生的影响不能藐视。

当开发商瞄准普通民众腰包的时候，经济发展状况对普通民众收入的影响决定了老百姓的实际购买能力，势必也将影响开发商选择开发什么样的产品来满足这一需求。市场细分是个不能不重视的开发策略，这也许是在市场低迷时的适当选择。

对于一些抗风险能力弱的开发商来说，在这个难熬的时期，参与政府的保障住房建设，真诚服务社会也许是个明智之举。

如果参照日本的经济危机对地产行业的影响时期，恐怕是没有人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然而却是不能不重视的问题。如果参照香港房地产泡沫和股市之间的关联关系，也许会使一些人有乐观的预期，短则明年，长则后年会有回暖的契机。对于这些，我们需要重视中国经济发展对香港的影响，如果中国经济本身已经存在问题，自身是否能够如同香港那样在三五年内走出阴影呢？

当房价与公允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存在较大差距的时候，当地价仍处于高位的时候，这个时候谈救市，是否还言之过早。

地产开发商把期望寄托在政府身上，在这个政策主导的产业，这是件正常的事情。政策的松弛有度对市场的影响应是使市场更趋理性，我相信，从外资进入地产行业的审批宽限，针对第一套住房给予税收和首付优惠，结合成本和利润的合理性而确定公允价格收购市场房产用于公共租赁住房等，这些都将是可以采用的手段。如果地产开发商认为仅仅是为了缓解地产行业的危机，而不能从切肤之痛来给经营管理者上堂教育课，这多少都会埋下隐患。

很多网友一直关注着瓮安事件的社会影响，也希望了解事件的根源，这种关注就是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可是，今天在网络看到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的讲话，原文是：石宗源指出，“6.28”事件是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

我注意到网友的评论，不妨摘录如下：

凤凰网友　发表时间：2008年07月01日20时11分　IP地址：IP已隐藏 　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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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恶势力的特征是有刀有枪有权有钱不干好事专家欺压老百姓，这是基本的定义，哪谁是黑恶势力呢？

 

凤凰网友　发表时间：2008年07月01日20时11分　IP地址：IP已隐藏 　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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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保证这不是公安以及他们的保护伞们设的巨大骗局？！！趁此机会清理门户，毁坏自己的一切犯罪、贪污、暴敛之证据，极大的给予被害人精神以及思想压力？！。
公道自在人心，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6.28事件是绝对错误的，是偶然的。我们只能说人民都是好的，淳朴的，有正义感的。
这样的事情不会是最后一次，以后可能还会有。简单的定性为是被坏人操纵，利用，过于简单。还大家一个公道，将事实摆清，人民又有什么肝火可以达到这个地步！

 

凤凰网友　发表时间：2008年07月01日19时52分　IP地址：IP已隐藏 　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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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来自贵州省的网友，对这个事情的起因我也不是很了解，只是听传言说是当地公安局一高官的儿子强奸了一女同学且把她杀害。此女生的亲戚去找当地的公安局，有一个被枪杀。还有她的俩同学去了也被杀害。才引走民愤的嘛，不然这些那个会这么做

 

凤凰网友　发表时间：2008年07月01日19时52分　IP地址：122.4.139.* 　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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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他们能得到什么好处。不明白.

 

好了，看看凤凰网新闻报道中的网友评论，我们似乎能够洞察一些事实真相。但是，我们更希望政府部门能够及时的把事实真相公布于众，以消除民众的错误猜测。可是，从晚上新闻发布会预告到现在，在网络上很难搜集到相关事实真相的文字新闻，唯一就是石宗源书记的上述讲话。

 

我们该相信谁？如果民众的讲法是正确的，书记大人是否该引咎辞职呢？如果书记大人的话是正确的，我们就感觉太奇怪了，政府打黑除恶很久了，民众都拍手称快，为什么这些黑恶势力不欺负弱小民众，偏偏挑选政府这个硬骨头来对抗，莫非他们吃了豹子胆？莫非他们是伸张正义的佐罗大侠？莫非他们是下山的红军战士？更何况，黑恶势力一般都是有政府官员做后台，难道是他们在窝里斗？既然是这样，也应当把窝里的害群之马揪出来一并处理啊。即使如书记大人所说的是黑恶势力所为，为什么不把这些黑恶势力绳之以法，然后通过法律途径审问调查清楚，再把他们的名字和事件经过公布于众，而书记大人所指的不法分子和黑恶势力具体是谁？

 

如果如网民所说的事实真相，这民众反抗政府以公权力践踏民众权益的做法，这些反抗的民众就被定义成了暴徒，那么那些肆意践踏国家法律和社会公义的政府官员们是否也是暴徒呢？是否也是黑恶势力呢？是否也是不法分子呢？

 

当官不能胡说八道，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说话要言之有物，要面对现实，要承担责任。不能出了问题都是民众的错，或者是下属的错，或者就干脆搞出个不法分子和黑恶势力的帽子来，不知道要戴给那个倒霉蛋，难道你们这些高官就没有错，你书记大人坐镇一方干嘛的呢，你不仅仅要领导好地方官员和民众，也有监督地方官员滥用职权的责任，你是否也有失于督查的职责了呢？

 

普通民众是弱势群体，他们理应得到社会的同情和帮助，作为政府官员，人民期待真相就那么难，你们也不自我反省一下，整天就知道扣帽子。请问，你把这普天下的民众都按照你的逻辑给排排队，看看谁都是不法分子和黑恶势力，怎么民众与掌握政府公共权力的公务人员发生矛盾，就可以把民众说成是不法分子，黑恶势力。如果是这样，这中国红军，这共产党过去不都被国民党称为土匪嘛！真是胡扯！

 

我想引用我们教育部发言人所说的话：人不能崇高，但也不能无耻！

 

要中国老百姓相信谁？！

这起群体性事件，发生在6月28日。我阅读完报道文字，心情很沉重。我知道，我们的政府公共财物被损坏，从报道的内容来看，有几十辆警车被毁，多间政府办公室被烧。这一数字，虽然与贪官污吏们侵吞的公共财物相比真是微不足道，但是，民众的这种行为从维护国家法制的角度来看，是需要赔偿的，也是需要依法惩罚的。我知道，贵州的土地依然贫瘠，那里的农民生活仍然艰苦，如果需要肇事的民众赔偿，我看可以发起社会捐款来弥补民众的违法行为造成的公共财产损失，以减轻他们在这次事件中所犯过错的法律责任。民众的这种以暴制暴的违法方式，本应当追究民众的法律责任，甚至需要采取国家强制性措施。事实上，政府采取的处置措施是站在解决民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的角度，这种出发点就是为人民服务思想的体现，是值得称赞的。我看到启动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信访接待方式来解决民众诉求，这是一种进步，需要持之以恒，更需要完善制度以根除地方利益链造成的官官相护的社会顽疾，真正的解决好民众反映的问题。

我看到媒体报道中将政府采取的措施描绘成克制和忍耐，这种教条的提法就不要再与执政为民的思想相背离了。克制和忍耐本身就是一种对立的情绪，事实上，中央政府在事件的处置过程中，将人民内部矛盾没有视为敌我矛盾，采取的措施体现的是高度重视，慎重对待，化解矛盾，平息事件等，这样看待是否恰当一点呢。 

环球时报记者郭孝伟报道 据法国《观点》周刊网站报道，尽管中国持续施压，法国总统萨科齐将很快与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会晤。报道称，这一决定已经作出，但还没有正式公布。8月，北京召开奥运会期间，达赖喇嘛将在法国短暂居住，出席其支持者于8月16日至20日期间在南特举办的修业会。双方会晤的具体时间目前似乎尚未确定，但在达赖喇嘛两年前已经安排好的行程中已经为此类会晤预留了时间。至于会晤的地点，则预计在佛教寺院而不是在总统府爱丽舍宫，以使达赖喇嘛可以宗教领袖而非政治领袖的身份出席会晤。

《观点》周刊还称，为了避免进一步激怒北京，萨科齐看起来已决定出席8月8日北京奥运的开幕式。唯一难以确定的是:萨科齐与达赖喇嘛的会面是在奥运开幕式之前还是之后呢？可能的安排是:会晤定于萨科齐的北京行程之前，达赖喇嘛向萨科齐表示赞同其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那么到了北京后，萨科齐就可以在同胡锦涛会见时，要求中国国家主席也会见达赖喇嘛。

个人评述：

前几天看到几则关于达赖喇嘛的媒体报道：我们政府应达赖喇嘛的请求，准备在七月份与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举行会晤。达赖喇嘛是否能够回国定居，取决于其态度。

我看到媒体报道，法国总统萨科奇为了不激怒北京，在与达赖喇嘛会面的时间和地点方面都谨慎的安排。我也注意到我们的一些网民的评论，又把法国总统萨科齐先生当作一个敌人了，言语之间充满了火药味。我到现在没有看到外交部门对这些报道的声明，我也不希望继续听到我们的外交部门严重关切和抗议之类的声明。我认为，善意的沟通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手段。共产党过去和国民党打过大仗，死了很多人，现在也搞合作，难道与达赖就不能合作吗？如果我们用政治的观点总树立许多敌人，而不能通过适当的方式将观念上的敌人转化为共同服务社会的合作伙伴，这种观念所产生的矛盾必然无法调和。如果我们依照官本位的思维，通过权衡利益轻重，把一个不够分量的政治对手，或者说是不同理念的异己分子，有选择性的区别对待，不能够化解矛盾，或者是担心产生社会隐患而谨慎对待，让这些所谓的异己分子与社会隔离，这是否合理呢？社会的进步应当是包容，我觉得，对待异己分子采取的固步自封、以不变应万变的方式实在要不得。中国必须不断地改变，这种改变就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地改进社会体制，不断地采取执政为民的必要方式符合民众的社会需要。

政治不是利益的独占，而是权益的分享。在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下，怎样的社会制度能够使不同政见者能够发挥服务社会和服务民众的价值，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需要采取的措施。

我们应尊重法国人民的选择，他们选举的总统并不是疯子，仅仅是具有不同于我们的价值观。他们能够善待我们的侨民，并关注中国解决问题，也不完全是件坏事情。

我认为，社会价值所倡导的牺牲精神，不是一句口号，不是用道德来鼓动一部分人为大多数人去牺牲，并且社会缺乏对牺牲者的家属必要的救助措施，让牺牲者的家属体验失去亲人的痛苦和生活的无助。我们所提倡的大爱和小爱，无论是爱家人还是爱国家，都应当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譬如：军人为国家牺牲生命，这是职业的要求，是法律规定的，也是人人平等的。在道德约束的社会范畴，我们应当尊重个体的价值，个体有权利在法律规定以外决定为谁而牺牲生命，这不受道德的约束。

我们这个社会，缺乏的是反思精神，太多的是教条的思想和观念来左右人们的行为，因此，才出现了口是心非的情况，整个社会的上空都飘荡着大道理，可是到处都充斥着虚伪和狡诈。但是，我们并不否认很多善良的民众并未丧失基本的社会价值，那就是关爱和同情。但是，这也是需量力而行，否则，爱心人士也会遇到无助的时候。（很多事实）说明了我们的社会需要构建社会价值观，也必须反思社会制度，反思我们的公共权力部门如何来引导和建立这个公平的社会价值体系，而不是仅仅倡导部分人去牺牲个人的权益，而大多数人也被不知不觉的剥夺着权益，少部分人不声不响的占有和独享社会权益。我们今天的社会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如果每一个老师都始终如一的歌颂社会主义、歌颂领导、歌颂党，这样的教育体制所教育出来的下一代才是危险的，起码让每个学生有独立的思考权利，如同范美忠老师一样的思考和表达方式，这很重要。我们不允许一个老师独立思想，还奢望我们的教育能不被奴化，这是很危险的。

中国人从宪法的权利来说是国家的主人，而实际上很多时候成了奴才，成了权力驱使的奴隶。这一点，我们为什么不反思呢？

中国的教育、住房、养老、国企改革、股改、银行改革，处处漏洞百出，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被各种名号的幌子剥夺，我们都看不见，不发表评论，而对于一个普通的老师就这样的指责，是否有点过头了！

中国人独立的人格很重要，不能因为长得丑就不能走在大街上，尊重个体的价值是社会价值构建基本的出发点。可喜的是，胡温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并且着手改进。和谐社会就是强调包容，意识形态上的思考也是不断改进的过程，相互交流总比批斗要好。

后记：在深圳之窗网站看到鹏城鹏一的博客，其中就我《范美忠老师，我们错在那里！》文章进行了批驳，我看后给他的留言。

我们通过新闻了解到，将晓娟本身是江油市公安局巡警支队的一名普通民警。也就是说，她有基层民警的工作经验，本身具有警察资格。对于破格提拔是否合适，我看就不能拘泥于形式了。一个把人民群众放在内心深处，用行动在群众需要时付出爱心的人，我相信她的这种以身作则的工作方式，将鼓舞公安战线的民警，改变工作作风，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有人认为，是否能把官帽当作奖品呢？当然不能。但是，我们是否忽视了一点，我们对将晓娟的了解仅仅是媒体报道的抗震救灾中的表现，而她本人的工作情况，我们比公安部门的组织部门了解的要少，我们为什么仅仅凭把官帽当作奖品之类的猜测，而进行抵制呢？

在今天，我们已经意识到领导干部的裙带关系导致的严重问题，很多的领导干部不是通过为人民服务的优秀表现，而是通过溜须拍马、官场逢迎、或者是利益共同体而仕途通达。如果这样，即使一些基层公务员想为人民服务，本身具有优秀的品格和才能，我看也难有机会。而当地公安机关破格提拔的这种做法，不正说明了当地政府部门更加注重领导干部为人民服务的品格，而打破了干部队伍任职的传统模式。这些是需要我们这些民众给予肯定的。

民众有担忧，说明了民众对社会监督职能的不断体现，这也是一个好现象。但是，我们也需要把不同的看法表达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才会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仅仅有反对的声音，而没有赞成的声音都是片面的。

将晓娟被任命为副政委，仅仅是新工作的开始。我相信新的工作岗位对将晓娟来说，不仅仅是动力，也是责任。她也将面对任职工作中的考核和反馈，也将接受民众的监督。因此，这个“奖品”就不是我们一些人所理解的当官就是享乐了，而是一种工作职责。这种为人民服务的职责将伴随着她，她的工作表现也将感召更多的人，我们又怎么不对“平民”出身的干部不给予支持呢？

涛哥说，他会通过网络看国内外时事新闻，关注民众呼声，汇聚民众智慧。这对于中国民众来说，似乎看到了希望！看到了领导者接近民众体察民情的机会。

曾几何时，这网络似乎是愤青的天下，而愤青们的言论是不受重视的，也是受到一些思想僵化的所谓的学者和专家们抵制的。可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愤青们的新思维、新观点的绽放，已经有许多有识之士加入到愤青的行列，发表有价值的社会观点，一些基层政府部门的领导人，也加入到网络世界，上网与民众沟通。

这次，涛哥亲临网络的这种姿态，是否意味着昔日的愤青们可以正名了，愤青们不应再成为反动的非暴力行动者，不再是危害社会安定的不谐因素。而愤青们的思想焦点，是否将成为政府领导者的工作视点呢？这种良性互动，看来已经出现新契机。

网络文化，是否能成为推动和催生出中国新文化革命的官民互动的社会力量，这似乎在潜移默化中不断的体现着。我们看到，通过网络互动的沟通方式是良性的，即使存在思想的分歧，也有相互了解和学习的通道，总能够产生沟通的效果，虽然网络中存在许多偏激的语言，但思想觉悟总也有一个提升的过程，社会已经给予包容的雅量，并期待着一同进步。

范美忠老师的教师资格如果被取消了，他也可能从此消失在中国这个特定环境的教育舞台。现在，我仍以老师来称呼他，应当符合中国社会的传统美德。毕竟，他曾经是一位教师，曾经传教解惑，曾经获得学生们的拥戴。他启迪心智的言论，让全社会关注和思考，将目光从地震的废墟转向社会价值观的重建。然而，这一刻，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弱者。

范美忠老师如同讲错话的孩子，虽然他有新思维，可是不能被社会认同。虽然他在地震灾害来临的时候，没有为了自己牺牲任何人的利益，但是，他的言论被我们这些伪善的道德家们认为不合时宜罢了。在现今中国正倡导走向民主社会的时刻，即使言论不当，我们也没有必要将个人言论上纲上线。为什么面对灾害危险有不同的见解就是不爱国、不爱人民、不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没有资格做教师？难道教师都不可以犯错误，即使是说错了话。我们的国家教育部，如果打着国家、人民和社会主义的旗号，肆意践踏一个公民最基本的言论自由，是否是执法犯法呢？是否让人感觉是名副其实的伪善呢？是否比所谓“范跑跑”的言论带来更大的社会危害呢？以后，还有哪个教师敢于诚实地讲话呢？社会充斥着虚伪，教“愚”出来的孩子不成了名副其实的傻子吗？

范美忠老师不是圣人，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平常人。现在的他，如同被道德牢笼囚禁的罪犯。当他面对因为个人言论带来的道德危机转变为生存危机的时候，他有权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工作权利。

在我们这个社会，个人要维护自己的权利是一件复杂而艰难的事情。范美忠老师是否现在正遭遇这种孤独和无助。如今，我们的社会已经正在不断地成熟起来，我们的民众已经在通过一次次为自然灾害，或者是人为灾难中的弱者提供了人道的援助，以使他们获得生存和发展应享有的基本权益。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爱心和正义才不断地驱散灾难，重唤社会的光明和温暖。

范美忠老师的言论，过去一段时间在价值观方面引起了广泛的社会探讨。现在，传来国家教育部作出取消他教师资格的决定，如果这是事实，只有双方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争端。我们看到范老师已经等待国家教育部门的法律文件送达后，开始针对相关责任部门进行诉讼的想法。他也表示将一如既往的就中国教育出现的问题进行逐一揭示！

当我们认为一个人有缺点的时候，我们不能就此否定一个人的全部。范美忠老师仍有针贬时弊的勇气和决心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我们所倡导的社会责任的体现。如果我们忽视这一点，我们不是在妄谈社会责任和良知吗？不是真实的虚伪吗？

不论范美忠老师是否是道德的囚犯，还是法律意义的囚犯，他有权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如果他面对国家教育部门的不当裁定，他将是名副其实的弱者。是否能够获得律师的援助呢？如果他在法律诉讼过程中需要资金的援助，如论是反对他言论的人，还是在他孤独的时候支持他的人，帮助弱者维护权利，给予他必要的支持，是否是我们这些普通公民，或者是批判他的道德家们能够认同的。

我们想一想：范美忠若起诉教育部，我们该不该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