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艰苦的历程

其实，我一直记得我不是中国人，从小到大，不论受到多大的歧视、排斥、打击，我都默默地忍受。活着回家的愿望支撑着我，使我无数次跌倒，都能顽强地站起来，坚持到今天。自从陈明琴被害致死一案发生后，我感受到巨大的压力，知道有人千方百计要置我于死地，无论如何我不能再沉默，必须在沉默中爆发了。为维护我的人身安全，维护法制的尊严，我走上了漫长的上访之路。

1992年4月28日18时30分，陈明琴被害致死的案件发生后，20时，廖光武到田东县思林镇派出所报案。5月9日，廖光武、廖光齐被叫到思林派出所，人民警官告知：“上级对此案作两个办法处理，一是按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不赔偿经济损失；二是由行凶方支付埋葬费、医药费、及5000元的孤儿养育费，不追究刑事责任，马上放人。”按照人民警官的要求，5月12日，廖光武把《刑事诉状》送思林镇派出所、田东县公安局、田东县检察院、田东县法院等，多次到有关部门反映，没有任何调查处理。拾多年来，我寄出捌百多封信函，反映廖志谦、陈明琴被害致死的案件及其它相关问题，没有任何调查处理。我用电子邮件，把廖志谦、陈明琴被害致死的案件及其它相关问题的详细材料，数千次发送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检察日报、法制日报、人民网、人民公安报、首都政法网、深圳市盐田区检察院、广西区检察院、广西政法报等、没有任何调查处理。

1、1996年9月21日至10月3日，廖志谈去北京上访。

（1）、1996年9月23日13时30分，我到公安部人民来访接待室，反映廖志谦、陈明琴被害致死的案件及其它相关问题，接待的陈先生认为：“由于陈明琴死因不明，导致无法处理，要等问题调查清楚，才能下结论。”

（2）、9月23日15时30分，我到中央纪委控告申诉接待室，反映廖志谦、陈明琴被害致死的案件及其它相关问题，填好表，交上表格和有关材料，工作人员答复：这种案件不属纪委管，你去公安部反映就得了。

（3）、9月24日9时，我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接待室反映问题，答复是：我们不管这种案件，找公安部反映去。

（4）、9月25日8时，我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反映问题，填好上访表，到三处306室反映问题。女工作人员：“这个案件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你有什么证据？”廖志谈：“不知道，没有人调查，哪来证据？”女工作人员：“没有证据，你叫我们查什么？公安局的问题找公安部反映去。”余音未完，她走去对面办公室。我在办公桌上放了一材料，也只好走出来。

（5）、9月25日9时45分，我到全国人大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反映问题，工作人员看了几眼材料，说：“到国务院登记，催公安部破案去”。

（6）、1996年9月25日13时，我到最高人民法院接待处反映问题，填好表交上去，等到下班，没有答复。9月27日8时，我再去最高人民法院接待处反映问题，填好表交上去，工作人员答复：“按刑事诉讼法，你父亲的问题已经失效了，法院不管这种事情。”

（7）、9月26日8时50分，我到中央军委、总政接待室反映廖志谦、陈明琴被害致死的案件及其它相关问题，人民军官没有正面回答我的几个问题，只是不断强调：刑事案件归地方管，部队不管这种案件。我们帮你把材料转到公安部，你去找公安部反映。

（8）、1996年9月26日10时30分，我到中央统战部反映问题，填好信访表，交上去后，工作人员答复：“等查清楚廖光武是不是特赦的战犯后，才能回答你的问题。如果你父亲是特赦的战犯，统战部管，如果不是，统战部就不管。你过两天再来。”9月28日8时，我又来到中央统战部，一男一女工作人员答复：查了统战部的资料卡片和电脑，没有你父亲的名字，廖光武不是特赦的战犯。按规定，是特赦的战犯，当地政府都有工作安排，你父亲没有工作安排，就不是特赦的战犯，应该是刑满释放人员。你父亲说他是特赦的战犯，你回当地政府要是特赦战犯的有关证明。

2、由于没有任何调查处理，1999年12月9日至12月16日，我再次去北京，反映廖志谦、陈明琴被害致死的案件及其它相关问题。

（1）、1999年12月13日8时30分，我到公安部人民来访接待室反映问题，填好表交上去。负责的女人民警官，一方面叫我陈述案件的经过，另一方面，又不给我说话的机会，我讲不到几句话，就被她打断，答复是：“关于陈明琴的死因，你去问法医去。去问当地公安局，这案件为什么没有人查。公安部什么案件都查，就不管你们家的案子。”不容得我说话，就命令值班武警战士，把我推赶出来。

（2）、12月13日10时30分，我赶到公安部，和守门的武警战士交涉，声明要找公安部部长反映问题。在接待室等了拾多分钟，出来另一位女人民警官，看了一会儿我的材料，说到：“又是特赦战犯，又是神秘失踪的，公安部没有能力处理，你还是去国务院反映吧。”

（3）、1999年12月13日14时，我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反映廖志谦、陈明琴被害致死的案件及其它相关问题，填好信访表，交了上去。女工作人员答复：“国务院是不负责查案的，你去公安部反映”。我反复说明，今天早上，我去公安部反映，被推赶出来。她还是说：“国务院是不直接去查案的，你去各有关部门反映。”给了我四张条子，分别是：公安部接待室、中央统战部接待室、司法部接待室、教育部接待室。

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不但没有任何调查处理，我还受到非常严重的、没有人性的打击报复。2001年2月13日9时30分，我在上班，黄晓照带来110警务车，没有任何说明和解释，700400号等人民警官，把我抓去百色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关在一个锁着铁门的病房里。过了一个多小时，有一位女护士隔着铁门问：“我要给你检查身体，量血压，你给不给？”。我问女护士：“这是什么地方？你们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没有任何回答。过了几分钟，精神二科主任黄卫东，带来八个医生护士。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乱抓人？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叫你们医院的法律顾问来。”有人答道：“在这里没有人权、没有法律。”八个医生护士一拥而上，连推带拉，把我推到另一个病房。没有任何说明和解释，没有任何检查，没有理会我的问题，强制把我绑在病床上，强制给我打针吃药。没有人身自由，没有办法大小便，没有办法吃东西。

我身体健康，神志清醒，根本没有精神病。百色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的诊断结果是：因乱语、自笑、疑被害5年余，加重七个月入院。我的主治医生是：张宝燕、黄仕斌，主管护士是：陆彩燕、黄妹青等。这个诊断结果，完全是不符责任的胡编乱语。我被强制打针、吃药后，本来好好的身体，被弄成：头昏脑胀、神智不清、反应迟钝、心烦意乱、坐立不安、脖子僵直、手脚打抖、全身乏力、吃不饱、睡不好，身体状况极差。但是，从2月13日到5月5日，我的体重由60公斤增加到68公斤。到7月23日被放回家时，体重增加到77公斤。（1）、我多次要求百色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的医生、护士，出具一份书面材料，说明我怎么有精神病？症状如何？至今没有任何结果。

（2）、黄卫东主任、张宝燕医生等人，如何知道我去北京上访的事情？我的上访材料，又怎么会落入他们手中？张宝燕医生等人，诊断我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原因是：没有根据乱上访。还说：“公安局已经说了，这些案子早已经调查清楚，很多事情是你胡编乱想出来的”，“样样都要讲法律，这就是精神病人的特点”，等等。事实是：没有任何机关、任何人员，跟我调查任何案件和问题。这些医生、护士，不仅是欺骗我、陷害我、迫害我，还犯有恐吓罪。

（3）、公安局根据什么抓我去百色地区第二人民医院？谁说我有精神病？症状如何？这件事的幕后主使人是谁？执行者又是谁？2001年2月13日上午，百色地区机关事务管理局曾副局长、保卫科李科长，去百色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做什么？2002年7月28日，百色地区农办主任、农业局局长林春苗领导，曾到寒舍小坐三分钟，对廖光武、廖志谈、黄晓照说：“小廖的精神病要治，工作也要做”，我问林局长：“我怎么有精神病？症状如何？感冒都还有症状，难道精神病没有症状吗？”林局长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即匆匆开溜。

（4）、黄晓照说我有精神病，根据是：（1）、2001年1月31日，向阳派出所的人民警官找黄晓照去洗脑，说明：2001年1月8日，向阳派出所传讯我时，我回答问题不清不楚、语无伦次。根据人民警官的丰富经验，一看就知道我有精神病。（2）、公安局已经说了，这些案件和问题都已经调查清楚，没有什么问题了。不可能有人送钱给我，我没有被偷钱，都是我有精神病，幻想出来的。问题在于：谁能证明是假的？（3）、1997年国庆节期间，我们去罗存铗家玩，铗因有心脏病，请一位医生来看病，这位医生看出我有精神病。（4）、我和其它人关系相处不好，是因为我有精神病，疑心太重，老是怀疑有人要害我、放毒给我，不相信人等等。其实，我不过说了杀人犯法，如实向上级机关反映问题而矣。

（5）、根据我多年来的感觉，我是经常被人放了多种毒药，说我有精神病。中毒的症状是：脸色发黑，头昏脑胀，人的精神状态不佳，神志有些摸糊，样子看起来象有病。1990年以来，廖光武、韩秀玉、廖志诚、黄晓照等人，多次对我说过：你的单位领导说你有精神病，要你自己去长蛇岭医院检查，等等。百色地区农委的部份官员也多次说过：你有精神病，领导叫你去医院检查，等等。但是，多年来，我没有出现过精神病的症状，我没有去过任何医院诊治精神病，我没有吃过精神病的药，我没有打过精神病的针。

（6）、我被关押在百色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期间，医生、护士给我打了什么针？吃了什么药？药物反应如何？副作用如何？后遗症又如何？我的身体健康、身心健康都受到极大伤害，至今无法完全恢复。经常有不良反应：身体软弱无力、反应不灵敏、精神不集中、经常有恶梦、做事无法专心、容易疲劳等。

（7）、我是否被注射了某种神经性药物或病毒？由于这个原因，我真的患精神病，或感染某种不治之症，谁负责任？

（8）、根据有关强制收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精神病人的法律规定，必须经过精神司法医院鉴定，必须经过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要有公安机关出具的《强制治疗决定书》。（1）、我不是精神病人，不存在强制收治的情况。（2）、没有经过精神司法医院的鉴定。（3）、没有公安机关出具的《强制治疗决定书》。

（9）、拾多年来，我一直在反映廖志谦、陈明琴被害致死的案件及其它相关问题，没有任何调查处理，没有任何答复和结果。据此，我认为，我是受到一个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具有较高政治能力的犯罪集团的诬告、陷害、打击报复。不管我发生任何意外，都有可能和这些案件有关。

（10）、对于公安局的非法行为，我能否认为是绑架，如果再发生这样的违法行为，我能否自卫？

我始终认为，哪些杀人、抢劫、盗窃、绑架、投毒的东西，是精神病患者，是病态心理，是十足的变态狂。大家都知道，正常人有七情六欲，有喜怒哀乐。喜：就是看到美丽的东西会欢喜、高兴；怒：就是发现丑陋的现象会恶心、愤怒；哀：就是记起伤心的往事会悲哀、落泪；乐：就是想起得意的事情会快乐，大笑。当然，特殊情况的人不是如此。2001年2月13日，我被公安局抓去百色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没有经过任何检查，对我进行精神病强制治疗。本来好好的身体，被害成：头昏脑胀、神智不清、反应迟钝、心烦意乱、坐立不安、脖子僵直、手脚打抖、全身乏力、吃不好、睡不着。我被非法关押6个月，体重增加17公斤，我的身体健康、身心健康，都受到极大伤害。不用检查，百色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的专家医生就可以诊断出：因乱语、自笑、疑被害5年余，加重七个月入院，是偏执型精神分裂症。1、公安局根据什么把我抓去百色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百色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又根据什么非法关押我6个月，强制给我打钉、吃药？2、不用检查，就可作出诊断结果，百色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的专家医生的医术不可谓不高。3、“因乱语、自笑”的诊断，难道百色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的专家医生认为：人不会说、不会笑才正常吗？4、“疑被害5年余”的诊断，恰恰说明是迫害、打击报复。难道只许这些变态狂杀人陷害我，不许我说杀人犯法吗？

2001年2月13日到7月23日，我被公安局抓去，非法关押，进行精神病强制治疗，所有信访工作被迫停止。（1）、2005年5月30日，百色市委、政府领导信访接待日，我向市长反映这些案件和问题，没有任何调查处理。（2）、2005年7月18日，百色市公安局局长信访接待日，我向林汉碧局长反映这些案件和问题，公安局几位局长现场答复：不是“抓”、是“送”，不是“非法关押”、是“治疗”。是不是我说杀人犯法，公安局就认为有精神病呢？（3）、2006年12月30日，百色市委、市人民政府群众来访联合接访日，我到市政法委反映“廖志谈等人被害的案件”，没有任何调查处理。（4）、2007年4月29日，百色市委、市政府“联合接访日”，我到市纪委、市政法委反映“廖志谈等人被害的案件”，没有任何调查处理。（5）、2007年8月18日，百色市委、市政府“联合接访日”，我到百色市公安局反应“廖志谈等人被害的案件”，公安局认定：潘月娇已死亡，陈明琴被害致死一案已依法侦结，不受理我的投诉。如此违法案件，我多年不停地反映，竟然没有任何调查处理，气愤之极，我不得不大闹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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